父亲的算盘

父亲的算盘

     父亲已经去世16年了，至今家中父亲曾经住居的房间里的办公桌上仍放着一把算盘，每次回家我总要把这个房间打扫一遍，当然这把算盘也要擦一擦，在许多人看来保留算盘多少有些不理解。一把算盘在今天可以说是一件没有用的东西，放在那里还沾灰尘，因为计算器已是最普通的计算工具了，它的效率不知是算盘的多少倍，算盘这玩艺不光现在年轻人不会用，就是我这个曾经会用算盘的小老头也不用了。那我为什么要将一件没有用的东西保留着呢？因为这把算盘是父亲曾经用过的，母亲曾经精心保管的，留住它、看看它、拨弄着它就是为了增加对父亲的思念。
     我的父亲生前是公社（即现在的乡镇政府）的一名干部，担任着连副科级都不算的财粮员，就是这样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行政25级、月薪36元的干部却掌握着全公社五万多人口公粮调配、农业税征管工作，还有公社机关的预算内外的全部经费管理，不能说没有权，从某种意义上说权力还是不小的。从父亲从事的工作看，就是算账、记账、管钱，这些工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就必然离不开算盘，从一定程度上讲它是父亲不能离开的工具，也是父亲的亲密伙伴。
     在实行人民公社化以后，父亲就担任财粮员这项工作，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月里，管粮的人比管人的人还要吃香，俗话说一餐不吃饿得慌，何况在那“共产风”吃食堂的年月里，人们要想吃饱一顿饭就是一种奢望，又有多少人因饥饿而死亡。在那个时候父亲就担任财粮员能说没有权力吗？但父亲从来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徇过私情，而是忠于职守按章办事，在这里可以说说两个小故事就知道父亲是如何履行自己的职责的。由于大跃进吃食堂，到了1960年春上，许多人因饥饿营养不良而浮肿，甚至死亡，有可能就是多出一两斤粮食就能救一条人命甚至一家人的命。当时公社机关食堂粮食供给也是父亲负责，机关干部每人每月只有十斤细粮，十斤粗粮，也只是勉强饿不死，另干部也有家属，许多人都想带点粮食回家接济家人，于是向书记、社长提意见要求法外开恩发点补助粮，书记找到父亲，问能否挤点粮食出来发给干部职工，父亲拨弄了一个晚上的算盘，第二天父亲告诉书记，要挤是能挤出一点，但河西社已经饿死了好几个人了，是否能将这点粮食给他们，好多救几条人命，书记点了点头，说：“好，就按你说的给河西社拨点粮食，干部职工的工作我来做。”正是父亲拨出的那点粮食，河西社的老百姓加野菜渡过了上春头，再也没有人饿死了；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粮食十分紧缺，当时公社每位副社长以上的领导干部都有根据工作情况审批几斤粮食的权力，但不能突破每月规定的指标，这个指标的控制权自然是父亲掌握。一天一位副书记找到父亲，说是要拿出这个月的指标粮，父亲审查着批粮的理由，告诉他：“你的这个理由不符合公社规定特批粮食的理由，我不能拨粮。”弄得这位副书记满脸不高兴的离开了。正是那时父亲秉公办事，秉公管理钱粮，在全公社干部群众中具有很高的威信，由于他什么事都认真，什么事都能婆婆妈妈的按章审查批拨，因此人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奶奶”，以至于后来许多人不称呼他的职务，而是直呼他为“奶奶”。由于父亲对待工作认真，把公家的财物视为己物管理，因此也得罪了一些人，所以父亲直到退休还是一个科员级财粮员。
    父亲退休时，他将那把算盘带回了家，在家闲着无聊时常常拨弄着这算盘珠，算着退休后的家庭小账，把那点有限的退休金安排得紧紧的，与母亲过着紧巴巴的日子，直到他去世仍然结余有五千多元。
     父亲去世之后，我们时常回家看望母亲，发现母亲将她的房间布置得与父亲在世时一模一样，父亲的那把算盘仍然放在那张油漆都脱了的办公桌上，我每次回家也总要在这张办公桌前坐一会儿，拨弄着算盘珠，每次母亲都站在我的身后，望着我拨弄着算盘珠，她深情的对我说：“儿啦，你父亲一生为人正派，秉公办事，就是用这把算盘树立了自己的威信。你在工作中可得要秉公办案，不徇私情，宁可无名无利也要留得清白呀。”
     然而母亲也离开我们多年了，再过几年我也将告老还乡，母亲对我寄予的希望也将划为句号，在这最后两三年里要能格尽职守不图私利，清清白白的做人，老老实实的做事，为自己奋斗了一辈子的司法工作贡献最后一点光和热。希望退休后也能在后人眼中是个像父亲那样无名无利的好人。

父亲的算盘算的不光是精确的数剧，他算出良知，算出人格。宗长保留下来的也不光是一把算盘，同时也保留了父亲教诲和回忆。好文章，让人感动。

交代了父亲外号“柯奶奶”的来由，写出了父亲的正直为人，一心为公和不怕得罪人的认真精神，真实感人，语言生动，一位基层优秀老干部的形象跃然纸上。